某些学者，他们的工作，只是在连篇累牍的文献中加上一些可怜的注脚。而另一些学者，却能于纷繁的理念世界中纵横捭阖，为现实提供清醒而富有启发的见解。在我看来，秦晖教授便是此类学者中的杰出代表。昨日请他在学校作了讲座，“三农问题的当前走向”，果然不同凡响。

        虽然事先在主干道上拉了横幅，四处贴了传单，但现场的热烈气氛还是有些出乎意料。近两百人的教室，全部坐满。教室末尾，尚有两排人齐齐站立。有人坐在地上听讲，直到最后。秦老师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重农主义”为题，讲了约1个半小时。之后，又接连回答了十多个问题，每个回答几乎都迎来热烈掌声。

 

 

        秦晖首先指出，中国传统的法家重农主义是重“农”而非重“民”。历朝历代越“重农”，往往意味着对农民的控制愈多，索取愈多，于是农民的遭遇也就越为悲惨。法家既不主张给农民自由，也不主张给农民福利。“上农除末”，其目的就是“强国弱民”。

        与“法家重农主义”相对应的，是另两种重农主义。魁奈等人的“自然重农主义”，是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给农民更多的自由；现代西方国家的农业保护，即所谓“福利重农主义”，是民主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给农民更多的福利。在西方，在这两种主张之间是存在着争论的。但在中国，这两种重农主义却并不矛盾。在法家专制逻辑之下，中国农民既缺自由，又缺福利。他们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一旦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便可能被作为“盲流”而被强制遣返；同时，与城市居民享有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保障相比，他们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可谓微乎其微。

         最急需防止的是，由于中国尚不存在要求政府权责对应的宪政机制，于是乎，权力往往会借“自由”的名义推卸自身的责任，又借“福利”的名义限制公民的权利。那么，在此情况下，把西方社会重要的“福利与自由”争论搬移到中国，就成为了一种“伪左右之争”。

 

 

 

        农民问题在中国为什么重要？因为中国是同时缺乏自由与福利。而中国的农民与城市市民相比，又比市民更缺乏自由与福利。因此，为农民争自由与福利，也是为整个中国争自由与福利。而仅有当农民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之时，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真正完成。（这里说的，并非是人均GDP达到多少的现代化，而是“人”真正从权力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个体意义上的现代化。）

 

 

        我印象最深的是，秦晖每次讲座，必然被人问到，“既然你认为中国首先需要的是权责对应的宪政机制，那么我们怎样走向这种体制？”显而易见，不可能指望政府自身限制自己的权力。那么，我们应该依靠谁？对于如此敏感的话题，秦老师的回答，毕竟还是语焉不详。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秦老师曾经写道，西方的现代化历史是个人与大共同体结盟，打破小共同体强制，最后实现公民社会的的道路。而在法家皇权势力巨大的中国，则很可能会走一条个人与小共同体结盟，打破大共同体（国家）强制，通向自由的道路。但是，秦晖也仅仅是点到即止，对此并没有进一步阐述。正因为此，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秦晖老师最重要的著作没写出来，那部著作要告诉我们的便是，中国人如何走向自由？

 

 

       直到我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前，还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或许，此乃天问，无人能解。

 

        但我忽然想到。或许，此解就在我们的手中。其实，秦晖也早已不止一次地给出了答案：“实践自由”。我们每个人能否从政府的强制之下获取自由，就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想起了在秦老师家听到的妙语：没有人不爱自由，正如所有国家的监狱都要锁门。然而，大门若是紧闭，那么打开大门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同时，一旦有人打开了门，那么你也便自由了，所谓“搭便车”。秦老师提起有名的德国牧师的名言：“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替我说话了。”他说，他从来不相信那个牧师刚开始是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只是不愿意那么去做。

 

       因此，对于“自由应该如何实现”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问秦晖，而是问我们自己。

 

       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曼德拉的话，虽然并不喜欢这种表述方式，但还是列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