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完了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本《历史深处的忧虑》，深有感触。（我不能总是说“震撼”，否则我口中的震撼可能就会贬值了，呵呵～）有一些想法，非常有说出来的冲动，不妨和大家分享吧。
      这本书由十几封给友人的书信形成。在这些信里，林达所要谈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那个与他通信的“卢兄”所问的：“到底什么是美国的自由？”。（需要注明的是，林达主要讨论的是政治自由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基本，然而，正如林达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正由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别使我们对美国有了太多的误解和隔阂，讲清楚美国的自由是什么，便成为一个庞大而艰难的工作。然而，全书并没有因此而充满了枯燥的案例堆砌和费神的思辩过程。与之相反，在作者娓娓道来的笔调下，本来距离我们极其遥远的社会现实与历史事件，诸如持枪自由，氢弹秘密的新闻预禁令案，辛普森案审判等等，都显得格外生动，把我引入了愉快的阅读经历。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或现实中的案例的描述，都没有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是充分展示了美国社会对事件的实实在在的思考过程。作者对这些思考过程的阐述，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也开始运用“美国人的思维”，来设身处地地思考这些问题，从而得以理解美国自由的历史、现状与运行机制。我想，这也是这本书被相当多人推崇的原因吧～
      那么，美国人在自由问题上，主要是从什么方向来思考的呢？
      读完全书后不难看出，作者找到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法律。而在作者介绍的法律制度中，则着重于美国的前十条宪法修正案，即所谓“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作者告诉我们，这些法案确立了保卫公民自由的原则。而他的那十几封信，实际上是就是以权利法案的顺序为线索的：作者首先谈到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随后是个人持有武器自由的第二法案，保障隐私权的三、四法案，保障公民在司法诉讼中权利的诸条法案，等等。
      这个叙述角度的展开，是非常有技巧的。我猜想，作者一定也煞费了一番苦心。在正式开始谈美国的自由的第二封信的开头，作者写道“我一旦动手写，就发现，要写美国的‘自由’，好像必须从它的‘不自由’写起。”随后，他详细叙述了美国无处不在的法律规定，以及社会对它的严格遵照。林达通过这些事件告诉我们，美国的所谓自由，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随心所欲”，而是一种别的东西。读者的以下疑问几乎是必然会展开的：“那么，美国的自由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凭什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呢？”
      林达不慌不忙地为我们解释：为什么美国是自由的，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
      可是，这仍然不能解决读者的困惑，明明是限制人自由的法律，怎么会是被用来保护自由的呢？

      这个问题，曾经也困扰过我。我曾在读此书前在网上看到过这篇文章，虽然相当长，却还是一口气看完了。当时就感到写得很不错，可是又说不出好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这个悖论上，不受限制的自由，怎么是由限制人的法律保障的呢？
      然而，这次重读此文，我却忽然醒悟过来，法律保障人的自由，乃是因为一条最重要的原则：“自由由权利定义”（Freedom is defined by rights）。
      我之所以会接近这个思路，是受了这学期以来接触到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新制度经济学处理的最基本概念，就是所谓产权。那么产权到底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的回答是：There is no ownership's box, there are merely various sets of interests。即产权不是任何黑箱子，而是一束利益的集合。（张五常甚至认为，如果已经定义了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那么所有权就已经不重要了。）同样地，自由也不是一个虚拟概念，不是空洞的形而上学观念（比如黑格尔“对必然性的掌握”），或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自由，必须是一系列可测定的实际内容的组合，这些实际内容，就是所谓“权利”。
      但是仅仅有对权利的界定，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知道，这种权利界定的强度是多少，或者说，这种权利究竟能得到多大的保护？新制度经济学再次启发了我。张五常的老师Alchian这样定义产权：“A property right is a socially enforced right to select use of an economic good”，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正在于property right必须通过所谓socially enforcement（所谓“政府的力量，日常社会行动以及同行的伦理和道德规范。”）来保障。那么，同样地，对自由的保障，也必须是通过对个人权利的社会强制性规定来实行的。法律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只有由国家暴力强制执行的法律，才可以是对权利最有力的界定与保障工具。
      但如果做更细致的分析，法律对所谓“产权”与政治自由权的界定，是有一些侧重点上的区别的。“产权界定”重在清楚划分个人与个人之间在资源使用上的排他性使用边界；而“政治权利界定”则重在明晰个人权利（rights）与政府权力（power）之间的边界。那么，如果如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私人产权”是一种限制个人的自利倾向、限制竞争危害社会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话，“个人权利”的意义则在于通过建立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减少“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这一对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对社会的危害。
      然而，法律旨在规范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力）界限，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力量，却是极不对称的（不论是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政府总具有违背法律从中获益的动机，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就需要采取种种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设计，例如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三权分立，党派与党派之间的互相制衡，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的严格监督（在美国体现为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减少）等等，来逼迫政府立法健全、有法必遵、以及维法公正（对三个不同的政府分支的分别要求）。而这三点对政府立法、行政与司法上的要求，是通过要求每个政府分支都遵守宪法来统一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宪法，同时规定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从而成为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准绳。任何法律与之有所违背，都可以由最高法院宣布其违宪而被禁止。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正是所谓“宪政”，当今这个现代世界保障公民自由的最有效制度。
      当然，即使没有宪政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政府权力也不可能到达无边无际的程度，为了实现社会协调与稳定，统治者与个人之间必然会产生关于权利（力）边界的各种形式的约定（例如大清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各种“潜规则”）。但在传统法律或共产主义宪法中，由于强调了专制皇权或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地位，就不可能规定绝对的公民权利；而由于政府不受监督，更使法律常常成为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权利界定失去了其权威性、一致性与绝对可操作性。于是，不要谈什么言论权利、财产权利或者持枪权利了，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命权甚至都是没有确定保障的（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法可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的所谓“法家”的“法”，却与此基本无关的道理。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自由是由权利来定义与表达的，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律通过宪政而规范，而规定宪法的最终权力（立法权），虽然并不专门掌握在一个政府分支的手中（国会、总统与最高法院互相掣肘），但如果追根问底的话，那么，宪政的制定，是来源于通过民主行使权力的全体公民的。于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一个民主社会，人们拥有多少自由，是来源于自己的选择的。这就构成了自由秩序的最后一环：自由的选择，来自于人们的自由。这也就是林达在书中反复强调，“你总是要问我什么是美国的自由，可我总要告诉你，人们为这种自由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的原因。如果拥有多少自由并非由自己选择而是被强制规定，那么，就不会存在所谓“自由的代价”。

      从以上的理解框架出发，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以往对自由的误解。例如“我们不可以要与美国一样的自由”。如果这句话说的是美国公民自由权利所包含的内容，那么它完全对。我们可能无法承受持枪自由所带来的不安全，却由于没有基督教的传统，平静接受在美国始终存有争议的堕胎自由。然而，如果我们说的是由宪政与民主统一起来的，在根本上维护自由权利的自由主义秩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它呢？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来看，这是这个社会最有效的制度；而如果我们更需要国家安全与政府能力，那么我们只需要在权利的内容上有所让步，宪政与民主的框架本身，都是无需任何变动的。

      终于写完了，不可不提到的是，我的以上体会，主要来源于对很少的自由主义的零散文献及介绍的阅读，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启发，而非阅读专门的政治学著作所得。因此，它们可能会与规范的政治学表达有所偏差。所有这些，还有待我的进一步阅读来检验，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