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周日的事情，我像往常一样浏览议报的网页，于是看到了任不寐的新文章《中国自焚事件的双重悲剧》。我一定会记住这篇短文，因为它促使我回头思考，一些简单而重要，却被我忽略掉的东西。

       文章从官方对11月2日法轮功练习者自焚消息的报导入手，激烈批判了中国社会对诸多人间悲剧的残忍的冷漠与旁观。其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这样一句话：

“自焚抗议是所有政治抗议形式中最为惨烈的，这一悲剧在世界任何地方几乎都赢得了广泛一致的同情。然而，在中国的情形竟然截然相反，有关方面和舆论不仅缺乏对自焚者最基本的悲悯，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反而将之定义为“反人类罪行”，并立法加以惩罚和镇压。”

       看到这段话，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一直自以为，自己是了解中国媒体对社会事实的扭曲与蒙蔽的。我已经不再相信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所谓“一小撮反动分子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指责，不再相信对维权农民的诬蔑与对不同政见者的毁谤。我自以为，我是冷静的，是客观的，是敢于面对社会现实的。可是我忽然发现，我根本没有做到这些！我对法轮功的态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官方口中的这个“邪教”，我一直就持有偏见。当我用ipv6畅快地浏览各种海外网站，却仍小心避开《大纪元》的时候；当我抱定“合理的宗教，不应该鼓动教徒去自焚”的想法，自以为是地指出法轮功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一经了解吉林艺术学院被停课的女教师卢雪松曾是法轮功练习者，便产生了对她的些许怀疑的时候——在这么多的时候——我却一直没有想过，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那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指责，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曾经在海外媒体上看到的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种种迫害，又是否是真实的？

       我没有。我没有想过。

       如果我是一个“党的好孩子”，从来不曾对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我对法轮功的厌恶甚至痛恨，都应该是有理由的。可是，作为一个了解中国媒体的虚伪作假，而反面消息来源又可触手可及的我，对于法轮功的排斥，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比那些只看焦点访谈与参考消息，就敢于随便点评国家大事的“进步青年”们，到底又好到哪里去呢？我对法轮功的排斥，不就是和他们对“美帝国主义”以及“虚伪的民主自由观念”的排斥一样吗？这种排斥，与一个人的理性有关吗！与他的良心有关吗？

       我发现，有时候，我们正是使用这种“下意识排斥”，来满足自己虚假的道德感，并拒绝真正的良心的！要证明这一点，实在是很容易。从表面上来看，中国人可能是最充满着正义感的一个群体。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于封建时代的冤狱与饥荒，对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对于俄罗斯在改革中的种种弊端，对于法轮功鼓吹群众自焚的反人类的罪恶，都是义愤填膺的。可是，正是他们，在面对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悲剧时，却会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态度。对于被关入劳教所的三陪女，对于被警察痛打的上访农民，对于车站街头随处可见的乞讨儿童，对于讨不到工钱愤而杀人的农民工，他们又曾给予过多少同情？用多少时间去了解？用多少力量去谴责苦难背后的罪恶？他们曾经如此熟练运用的良心，又跑到哪里去了？

       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就变成这样一个问题了：良心，到底是什么？真正的良心，应该对问题进行筛选吗？应该对不同的苦难者进行歧视吗？为什么同样的惨剧，在国外，或者在旧时代发生，就是罪恶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一定是“支流”？或者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当然可以为我自己辩护，我看不到那么多罪恶，因为我受到了蒙蔽。这当然是不差的，可是，我也应当问问自己，除此之外，我自己又有多少责任呢？我有没有愿意，真正地去看，去听呢？当我看到听到之后，我有没有愿意仔细去想呢？

       我没有。我没有尽力去看过听过，也没有尽力去想过。 

       我想起了doombalance曾经在网上和我说起过的：人的同情心，只是一种移情作用（好像是这么说的吧，具体我不太记得了）。人对他人产生同情的时候，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损害。这个观点虽然有所极端，然而那种带有偏向和歧视的良心观，又怎么能逃避这种指责呢？当呼吁公正的良心本身就不公正的时候，它还能算是良心吗？ 

       其实，我并不完全赞同那个否定人有良心的观点。我觉得，良心并不是一种对人要求极高而遥不可及的东西。一个就居住在我们身边的，爱护小孩子，同时反对一个大人对他的欺负的普普通通的乡下老太太，就是很有良心的。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善的一面。然而，人的良心，也是存在着诸多局限的，它需要经历多种考验：对名利的欲望、对权力的恐惧、拒绝真实时的软弱。它们始终会有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铺上一层又一层薄纱。我的观点是，真正的良心是必须始终保持内在一致的（inherent consistency）。我们一旦为了任何别的什么，一时抛弃了它，那么我们所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这个特定时刻的良心，而是我们良心的全部。

       我的这个判断，绝不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我们应该拒绝良心的不一致性，不仅仅因为一旦如此我们无法逃脱那种把良心归为下意识活动的指责，更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当我们或为欲望，或为恐惧，或为软弱，习惯了抛弃这样那样的良心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将丧失良心最基本的那种天然感觉：对于苦难者的深刻同情，以及对于不正义的强烈愤慨。这才是最糟糕的。我曾经钦佩"Rage against Machine"这个摇滚乐队，因为他们曾经用那张越南佛教徒自焚的照片，来作为唱片封面使用。可是，我怎么可以对一个同样是自焚的人，却不寄予任何同情，而就认定他是个疯子，是个被“邪教”洗脑的人呢？现在回想，这种钦佩，难道不是极其浅薄吗？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自焚者所遭受的苦痛，以及他们那种绝决行为的意义。我也根本就没有，对于受难者的那种所应有的立即的同情了。还有，我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对9·11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甚至认为这表明了“革命尚未结束”。虽然我后来已经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这种荒谬观点，可是在当时，我的想法难道不是罪恶的吗？

        感谢任不寐，他告诉了我：对于苦难，最重要的，首先是爱与同情。他促使我回到这个基本的认识：良心必须一致，不可有任何偏向。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再之前一天看的另一篇文章，秦晖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930）。秦晖在文中痛斥了当前中国改革所走的不公正的“斯托雷平道路”。他写道：“当然假如没有那个因沙皇放弃「公社精神」转而煽动民族主义作为替代而走向的战争，俄国未必一定会有1917，如果普鲁士道路能够顺利走到底，俄国也会是另一个前途。同样，假如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完成后铁腕政治能够稳定延续一百年，人们大概已经把这过程忘了。可是这可能吗？”

       他的回答是，第一，我们可能走不到一百年；第二，积累的社会矛盾始终是有可能被激化的（受害者还是不会忘）。依我的看法，他的这两个回答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忘记”这个问题。“人们大概已经把这过程忘了”，不要说会不会忘记了，对无数工人农民的剥夺正在进行，我们中的很多人，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在他们的眼中，一个虚拟的GDP数字，一个“神五上天”的当代神话，要比无数穷人的吃饭问题更重要！某些学者回避道德判断，他们为穷人说话的时候，也是站在富人一边的，就像是奴才为主子出谋划策：放任他们太穷会引起内需不足，剥削他们太厉害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可是如果一个无赖这样叫嚣：“我们就是要用铁腕维持一百年，让人们去忘记”呢？你怎么办？如果历史真的这样发生了，是不是只好表示无可奈何？或者干脆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毕竟没有出乱子，这样就是很不错的。其实，不公正的历史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发生。58-61年的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杨小凯将其称为“人类历史上人为造成的最大灾难”，可是竟然有人这样声称：尽管如此，可是那些饿死的人并没有起来造反，可见他们并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还是有其优越性的。荒谬至极！

       其实，面对如此无赖的叫嚣，我们本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我们应该拿出我们所有的勇气，大胆地喊道“可是这公正吗”？ 

       公正与否，完全是可以观察的客观现象；然而，对公正的体会与评价，却是主观的，属于每一个人自己。一个社会，到底能有多公正，当然与客观社会环境有关，然而，它更取决于我们对于公正与善到底有多少体会，有多少追求。我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的重要内涵。如果不公正的代价可以忍受，可以漠视，可以忘却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打倒国民党的“万恶的旧社会”？我们为什么还要记录历史？那些当事人，其实早已经死掉了呀！我们为什么不给慈禧一百年呢？因为她也开始改革了呀？ 

       对于任何一个试图对社会现象作出判断的人，他首先要回答的是：我到底有没有懂得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善？善与公正到底有多重要？或者说，用于把握善与公正的，一个人的良心，到底有多重要？

       当然，仅仅有良心是不够的。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有广阔的目光、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冷静的判断，然而，如果连基本的道德感都失去了，那么他的研究，到底又会有多少价值呢？这就是一个象牙塔中的学者，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所具有的巨大差别。一个学者可能会引用无数的研究，来证明基尼系数0.40就到达了社会不公的警戒线，可是，如果他连一个农村失学儿童的苦难都不能体会的话，那么他会真正理解“警戒线”的含义吗？一旦他发现，“铁腕”其实是对一切不公正所造成的“危险”的最好解决方式的时候，他难道没有放弃掉自己的发现，转而为“铁腕”辩护的可能吗？毕竟，如果没有良心的约束，从一个数字转换到另一些数字，实在是太容易了！

       这所有的一切，我都将用来告诫自己，反省自己。我不想拥有一个有偏向的良心，因此，我将努力去看，去听，去思考，来重新建立我的道德感。我的能力有限，我也会有行动上的软弱，我更有属于我个人而不属于良心范畴的追求。这一切都表明，我即使有了一点可怜的良心，也是不一定能完全付诸于行动的。（当然我将尽我的所能）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拒绝良心的理由。我宁愿忍受认识到自身软弱的折磨，也不能忍受自己内心的不诚实，这就是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