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南方周末》对巴金的纪念专版，惊奇地发现竟然有朱学勤写的纪念文章（！想想上次他可是恨恨批评了巴金一把啊，我还在blog上转载了）。问题更大的是，把朱学勤的这篇文章与我前面转载过的那个访谈前后相比较，可以发现明显的前后不一致之处：

“是，他忏悔了，我觉得他的忏悔还比较感动人，但，他说，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朱学勤访谈：往事与随想·日瓦戈医生·命运》

"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晚年呼吁'说真话'，而且不停留在呼吁上，而是坚持自己说，至少不参与说假话，说空话，自欺欺人。"——《纪念巴金：从<随想录>出发》

      任何人都看得出，朱学勤在对巴金的基本事实判断（即巴金有没有自己说真话）上出现了不一致。我觉得，朱学勤既然批评过巴金，自身应该是认同“讲真话”的，他不应该有什么“策略意识”，即在一个场合批评巴金，但在面对大众媒体时强调他的价值。那么，他就只能承认，自己在某个时候对巴金的判断是错误了，至少也是不全面。

      同时，读了一点报上登出的巴金《随想录》片断（1978－1986）之后，我觉得，对于过去，巴金是讲了真话的。他对人道主义普适性的强调，对“长官意志”的批判，特别是对办文革博物馆的呼吁，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然而，面对当代的谎言，他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确实也是一个问题。（至于是不是像秦晖在强国论坛上与网友谈巴金时说的那样，是因为巴老身体不好，我就没法做出判断了。）朱学勤在前一次访谈中谈到“巴金不讲真话”，应该是针对后一个时期的巴金而言的，却没有加以限定，帽子扣得太大；在这一次访谈中赞扬了巴金的真话，却又免去了对巴金后期的批判，给人留下为尊者讳的嫌疑。（除非他已经改变了对巴金晚年后期的评价）如果说是因为面对大众媒体不得不妥协的话，那么我觉得他本来是可以不接受这个访谈的。

      其实，朱学勤这次访谈中有一句较中肯的话：“《随想录》……是这一批文化老人刚刚开始反思的一个标志，是起点，不是高点。”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对文革后的"前期巴金"是合适的。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沉默的后期巴金”，可以有两种观点。

      一是秦晖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所说的："对于不敢讲真话的人，我想只要他没有阻止别人讲真话，我们就应当宽容。"

    二是朱学勤在早先说过的"当一个人以说真话为这十年生活的轴心，反复地说，不断地说的时候，不要说我，就是街头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都有权利对这位要求说真话的老人说一句："你就说一两句真话吧！""

    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可以成立，软弱可以被宽容，但提出要求之后自己不去实践也应该被批判。问题在于，一个人只能选择一种观点。朱学勤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这次的访谈中提到"更多应正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步之初的艰难曲折，不应过多苛求他们的个人责任"，又是前后矛盾，可叹。

      唉，我是很喜欢朱学勤，超过了喜欢巴金。可是这次他让我很失望。他必须为自己的这两篇文章中的某一篇负责。否则，只能体现出他也是一个容易冲动，对自己的发言不负责任的人。

      这件事情之后，我更感到失望的是对我自己。在自己没有读过一个人的作品，对他的生平没有充分了解的时候，就不可以随便乱下结论。如果是看评论文章，至少也应该多看几篇再作判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独立思考！如果我不看报上登出的《随想录》片断，不看这次秦晖、陈思和、任不寐的不同评论，那么，我对巴金的看法，可能始终会停留在“他并没有说真话”这一点上，正如陈思和所说的，“由于忽略和隔阂，就用狂妄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一位学者哪怕再受我尊重，也不能代替我自己，即使他是朱学勤（苦笑）。在自己无法对一件事情判断清楚的时候，就应该持保留意见，不要胡乱发言，这是我必须时时刻刻注意的。